廉政瞭望：雷闯：不如去雷，不如去闯

      Who's he?

　　雷闯，上海交大研究生。过去5年，他的身份与意义远不仅于此。媒体圈一般叫他“乙肝斗士”。雷闯说，这一切的开始，源于对自己乙肝病毒携带者身份的自救式抗争。从为自己抗争，到为群体抗争，再到为公共事务发声、有所为，他日渐成长。

文_本刊记者   潘则福   发自上海

　　“大家认可的是那一种行为，是那一瞬间的李昭，不能代表完完整整的我。我也偶尔说粗话，我也天天嘻嘻哈哈，没事把谁调侃两句。我不是天天举牌子的人。”

　　雷闯名动天下，是2009年8月17日上午，尚为浙大学生的他，为了验证《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对乙肝“解禁”是否真正奏效，较真地提出办理健康证的申请。9月1日，作为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他拿到全国第一张从事食品行业的健康证。

　　此前，自2007年8月10日始，他曾寄信给中国523名中科院院士、1983所高校校长，呼吁招生时勿拒录乙肝病毒携带者；亦曾游说全国两会代表递交消除乙肝歧视相关提案或建议。

　　2010年初，国务院出台规定，禁止入学和就业中查乙肝。乙肝病毒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得到保障。至此，他并未收手，在消除社会对乙肝歧视的道路上，谨慎前行。这一年，他从上海交大休学一年做公益，走了全国30几个城市，请人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吃饭。

　　和外界想象不同，作为一个“抗争者”，雷闯每一次“不理智”的行为艺术后面充满思考和判断。今年3月，他曾申请公开部级领导工资，预计到此事的难度后，他这样保护自己——“有些话不需要我来说，我只需要开个头。我不会公开地去谈公开官员工资有何意义，这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是一种策略。”

　　曾经，在观众疲惫的情势下，他会适时出现在公众的视觉范围内。现在，他说自己喜欢做隐士了——那样可以“有的放矢”。

　　11月底，在上海交大一间餐馆里，记者和雷闯一起吃饭，因为服务员不给记者发票，雷闯找她们理论了几次。这个年轻人给每一个过来说情的服务员解释，不给发票，不合法。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服务员送来了一张发票。这是雷闯式的胜利。

　　收到票，这个年轻人继续说着自己的故事。

　　政府称我“雷闯先生”

　　《廉政瞭望》：现在你出现在新闻里不多。今年下半年，比较有影响的是申请公开哈尔滨垮桥事故相关信息公开。

　　雷闯：是的。减少曝光率，是有意识地自我保护。哈尔滨的事情发生后，我觉得我要站出来。断桥事故造成多人死伤，相关部门本应第一时间公开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相关信息，但却迟迟未公布。所以我8月27日寄出申请信，要求公开这三项内容。当天晚些时候，哈尔滨市政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讲到了我信中申请公开的那些内容。

　　我本来的预期是，他们可能不会再给我书面的回复了，最多就是打个电话。8月29日下午4点多，我接到了哈尔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的来电，告诉我申请公开的内容发布会上已经说过了，在哈尔滨市政府官网也可以查到。9月19日我又收到了哈尔滨建委寄来的回函，称呼我“雷闯先生”，逐条书面回复了我，这挺出乎意料的。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公民都有权利去申请重大信息公开，相关部门也有义务对此作出回应。

　　《廉政瞭望》：我记得今年3月你也申请过公开部长工资。

　　雷闯：是的。当时我向53个中央部门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各部门部长(局长、主任)2011年全年工资总额和工资构成情况。后来我曾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表示已经收到申请，并询问了申请内容的目的和用途。他还表示，由于该单位的局长是卫生部副部长，工资由卫生部发放，因此公开的权限在卫生部。

　　其实结果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过程。在我之前，早已有公民要求公开官员的工资，但是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他们没有按程序去做。只要是在省、市这个层级能解决的事情，我就不会跑到北京去。否则只能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廉政瞭望》：你跟政府部门打交道似乎并不“吃亏”，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一次？

　　雷闯：有很多次。2009年，国务院刚颁布《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一个月，8月17日，我就跑去办健康证，而且带着媒体记者。当时，杭州西湖区卫生局防保科科长楼锷劝我：“你过一段时间来办，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国务院令已经出来了，我们浙江省的政策还没有出来。过一段时间来办，就水到渠成。”但是我坚持要办。

　　楼锷说：“我们不给你办，跟国家层面有矛盾，我们给你办，确实是省里面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怎么个弄法？”这事就暂时没结果了。我想这样不行。8月27日，我做了一个行为艺术，要求卫生局给我办健康证。同时还对西湖区卫生局说，如果不能在9月1日前拿到健康证，将对其提起行政诉讼。

　　这事令浙江省卫生厅和西湖区卫生局很尴尬。8月28日，我就接到了西湖区卫生局的电话，通知我去办证。9月1日上午花了不到5分钟，我领到了食品卫生类健康证。西湖区卫生局告诉我，以后办理健康证明将不再检查乙肝项目。这让我很高兴。

　　《廉政瞭望》：现实里，很多人不如你这样“幸运”。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雷闯：这个我蛮有体会的。维权过程是一种博弈，不是要一拳把人家打死，而要讲求一种力量的平衡。2010年广州市政府推一个1.5亿元的光亮工程，我和一些朋友策划了一个“征集光头照亮广州”的行为艺术，希望拦下这个昂贵的光亮工程。这个活动阻力很大。后来，我们换了策略，将目标从拦下工程转为向广州市建委申请公开工程的可行性报告，并策划“征集大拇指撑广州建委”活动。最后的结果是，政府与我们对话，并承认了在没有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情况下就开始公开招标。

　　另一次，也是在广州，2011年2月，我向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报多家公司招工时存在乙肝歧视，因对处理结果不满意，我准备给他们送“鸭梨”。去之前，我给他们打了电话，说我要来送鸭梨。到了之后，政府的人很热情，收下了鸭梨。虽然事情没解决，但气氛不错。这也是一种策略。以柔克刚，你给政府面子，不要让政府难堪嘛。跟政府打交道时尽量按照目前现有的程序去做，通过走正常的渠道去完成。多尝试，少设限，就不会像大家想的那样艰难。通过“特事特办”解决问题，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结果是，让今天雷闯能做的，以后的李闯、刘闯都能做到。我们要帮政府形成一种良好的习惯，让现有的程序能够走得顺畅，更有价值。

　　重复做一件事情，就是最没有创新的创意

　　《廉政瞭望》：你做事，很讲究策略？

　　雷闯：是的。策略很重要。比如我开始做乙肝反歧视，是一个人在对抗整个社会。这个压力很大。都说马拉松长，其实消除乙肝歧视是更长的马拉松。今年2月底，有网友私信告诉我，广州一餐厅为招揽顾客，在商场电梯上张贴“一人一锅、预防乙肝”的广告。5月6日，我特地从上海赶到广州，举着“征人吃饭”的牌子，邀请准备前往该餐馆吃饭的市民免费和我一起吃饭，不去这家店吃饭。同时，我也向餐馆的负责人递交了建议信，希望他们能撤下这个广告，组织全店员工学习乙肝知识，并在报纸或其他媒体上刊登乙肝科普广告，以补救之前的误导性宣传，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廉政瞭望》：结果呢？

　　雷闯：一段时间后，他们只好把这个广告撤了。

　　《廉政瞭望》：事无巨细地参加这些活动，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精力？

　　雷闯：还是会有选择。我现在做每一项活动，都还是会认真评估。但另一面，我需要有支持者，是他们一直支持着我。所以，有些活动，我没有理由拒绝。大学时，我的同学们帮助我给院士写信，给人大代表写信，呼吁消除乙肝歧视。信写好了，我骑着三轮车，拉着上千封信，牛皮信封扎成一垛一垛的。同学们还帮我在浙大门口留影。

　　《廉政瞭望》：不少人评价说，你做公益很有创意。

　　雷闯：为了消除乙肝歧视，我想了很多办法。2011年11月11日“超级光棍节”，我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当街举牌“乙肝病毒携带者求拥抱”；也曾在广州一家医院门口脸敷面膜，坐着马桶抗议入职乙肝检查……挺多的。我理解的创意，是重复做一件事情，就是最没有创新的创意。很多时候，做公益需要重复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最没有创新的创新。只有一定的坚持和积累，才能达到改变社会问题的最终效果。如果仅仅是做一次或做一会儿就一劳永逸，那是不可能的。

　　《廉政瞭望》：有过失败的创意吗？

　　雷闯：失败谈不上。但确实有效果不好的。2009年，通过网友的捐助，我花1万元在上海《新民晚报》做了整版的乙肝科普广告，但效果并不理想。

　　《廉政瞭望》：网络上看你，内心蛮阳光的一个人。不苦大仇深。这是真实的你吗？

　　雷闯：做公益不需要苦大仇深，板着一张脸孔，做公益是一种生活方式。你不能拔高自己，这样你在向别人推销自己的想法、理念而不被接受时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落差感和失落感。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做公益可以是个人的、欢乐的、容易的、可复制的、可持续的，甚至是可植入的。

　　优秀的学生，不只是好好读书

　　《廉政瞭望》：看你的成长轨迹，一直是个好学生。高中得过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重庆市的一等奖。大学上的浙大，研究生保送上海交大。按照主流价值，你不应该走这条路。

　　雷闯：这个观点有问题，但可以理解。我现在做的这些，就是要证明给主流价值看，优秀的学生，不是上学好好读书，毕业后找一份好工作这样一元化的生活。我希望，有更多的人，选择我这样的生活方式。

　　《廉政瞭望》：你怎么会对你选择的生活方式这么有信心？

　　雷闯：我刚到浙大的时候，开始迷失。那时候，我留起了长头发，整一个迷茫青年。我开始反思，读书，读了书，到底干嘛去？读了书，到底干嘛用？……但我一直找不到答案。

　　直到出了我哥的事。我和我哥都是乙肝病毒携带者。2007年6月，他从长春一所学校毕业后，找到武汉一家大型国有建筑企业，合同都签了，却因为体检出乙肝病毒，对方拒绝接收。此后半年，我哥与父母争吵不断。

　　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就是下一个被拒者。我开始关注跟自己一样带“毒”的人，发现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却像一只只无头的苍蝇。我在网上看到，2003年1月23日，我的浙大学长周一超报考公务员，被检查出有乙肝小三阳遭到淘汰后，行刺人事干部，造成一死一伤。

　　我决定我要做点事，让我哥哥看到希望，然后让一亿多乙肝病毒携带者看到希望。2007年8月10日，我第一次走上街头做公益宣传，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正名成了我的梦想。

　　《廉政瞭望》：开始你只做关于乙肝的公益，后来慢慢介入到公共事务。这里面有没有保持关注度的需要？这个过程中，你如何把握公益宣传和炒作之间的平衡？

　　雷闯：热心公共事务其实就是公益。我需要让社会持久关注反乙肝歧视。人们会自然通过我做某件事，联想到我是倡导反乙肝歧视的。你说的平衡，不存在。我的行为艺术，本身就可以是新闻。我炒的是这件事，而不是雷闯这个人……让普天下的人知道我雷闯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对我有什么好处？

　　《廉政瞭望》：外界对你争议也不少。

　　雷闯：可以被争议，本身就是好事。没有能力的人，是做不了秀的。简单批评我的人，很肤浅。行为艺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只能提出问题。但是，大众在对一个事件关注度不够的时候，通过行为艺术可以很好地引起大家的注意。

　　《廉政瞭望》：学校方面介不介意你被外界过度注意？

　　雷闯：我曾给浙江大学带来不少麻烦。派出所的民警找我谈过话；每次寄信，学校旁边的小邮局所有的工作几乎都要停下来；奥运会前，浙江大学甚至风传我这个刺头要去抢火炬……系里的老师和班主任总是提心吊胆的，经常打电话找我谈心，问我最近在做什么，有什么新的想法……也真的难为他们。我特别感谢浙大的宽容，老师的袒护。在交大，我成熟了，这样的事情少了点。(笑)

　　《廉政瞭望》：马上毕业了，怎么打算？

　　雷闯：先解决温饱。毕业后，我肯定不会从事学的本行——化工工程。乙肝病毒携带者这个身份，影响我一生。我会继续做反乙肝歧视方面的公益，但不会去成立一个NGO，一直会以个人身份做。其次，我对政府信息公开这一块比较感兴趣，会找几个项目做。

　　《廉政瞭望》：要是生活成问题怎么办？家里没意见？

　　雷闯：很可能。我现在没毕业，学校还给发生活费，到时候我只有搞点创意卖钱。卖不到钱，只好去找工作。养活自己，再做公益。(埋头吃饭。)我给家里说，我还年轻，不如去雷，不如去闯。